[导读]“那真正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郭晓明谈到一名老兵的生活，“房顶是木头的，烧水炉子是砖头搭的。”老人每天拿破塑料瓶喝酒，那或许是唯一乐趣。“肯定还有更苦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崔永元和制作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3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不是重新书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通过这些亲历者的细节讲述，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八年

“没有一个人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实。”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战》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历时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战史纪录片，共采访3500人，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同名图书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讲述，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呈现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

在新书发布会会场，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拥着走了进来。一上场，他们就对全场人行了军礼——在这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张晋和尤广才的老兵终于等来了他们人生中迟到近70年的鲜花与掌声。

尽管，70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隐瞒60年的记忆

在《我的抗战》中，有太多和张晋、尤广才一样的老兵。他们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但，仅仅是光环而已。这些光，照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幽暗。鲜有人在乎他们真正的故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岁月又遮掩了他们多少痛楚与悲哀。

“我的团长……”话说到一半，面对镜头的老人已泣不成声。

这是《我的抗战》中的一个影像片段。镜头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当年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而他口中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谢晋元。

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了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谢晋元的训话让王文川很激动，他想，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场生死搏斗开始。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极为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粮食，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水喝。

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作“八百壮士”。可是，就当壮士们准备与敌人做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统帅部却下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

像林子一样的枪，像下雨一样的子弹

不愿意提及过去的抗战老兵何止王文川一个。“不要采访我，一采访，我脑子的神经就受不了。” 坐在摄像机前，曾经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老人彭中荣神情悲戚而痛苦。

也就是因为采访彭中荣，郭晓明才知道衡阳保卫战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惨烈战役。“他们坚守了48天，是守城时间最长的。”郭晓明说。“由于迟迟没有援军，后来城破了。”

两个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1944年6月22日，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

尽管做了很多前期的资料收集准备，老兵所描述的战争场面，依旧超出了郭晓明和张钧的认知。“在我的想象范围里，眼前是一片空地，有一支八路军部队在中间，四面八方都是鬼子，往中间来，然后部队开始跑，跑到那边，鬼子来了，然后又换个方向跑。”当郭晓明听老兵描述艰苦的敌后战场时，脑中闪过一个个画面。“鬼子不追你，就是压缩这个包围圈，不过要是你不跑，鬼子的马队就会拿马刀砍你。”老兵向郭晓明形容的是：“肺都快跑炸了。”

战争中的细节永远是最令人吃惊和意外的。如果不是因为对老兵的采访，郭晓明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会有一支专门的探照部队。晚上敌军突袭的时候，这个部队就用探照灯照射敌机，那样，炮兵就可以用高射炮去攻击敌机。这样的部队，总是提前出现在明亮的最危险处，但他们的故事却很少被后人了解、提及。

要不是采访，郭晓明也不会知道，在条件艰苦的抗战年代，有许多士兵因为营养不良，会得一种奇怪的夜盲症——晚上只要站起来，眼睛就看不见东西。“怎么办？就天天躺在那儿。想上外面去呢，就先看看旁边的路，站起来闭着眼睛，跑到自己先设定的那个目标，比如说五米、十米的那个地方，然后到那儿再躺下。”

不为人知的何止“夜盲症”、“探照部队”……，那些当年老兵们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以及他们抗击敌人的生龙活虎的细节，又有多少被记录下来？即便在以往电视片中也会塑造抗日英雄形象，但处理方式却简单得近于模式化打造。有谁真正倾听过他们的故事？

“你们这些搞电视的，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你们知道什么是打仗吗？知道什么是枪林弹雨吗？那枪，真的就像林子一样；那子弹，真的就像下雨一样，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样啊！”《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采访时，一位老农打扮的老兵对着摄像机镜头激动地说。

战火中，爱情无处栖身

除了枪林弹雨，《我的抗战》中还有枪林弹雨中的爱情。

战争中的爱情，是战火和死亡里的牵手，也是撕心裂肺的永别。

《永远的微笑》一集中，满头白发的李基中老人在镜头前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参军前的一天，李基中曾想把自己的心意告诉那个他暗恋许久的青梅竹马名叫虞琼轩的姑娘。可命运弄人，琼轩那天刚好因为毕业会考无法会客。上了战场后，李基中将满心爱恋写在日记里，并把日记寄给姐姐。姐姐故意放在桌上让琼轩看到。不久，李基中收到了琼轩的来信，信上是一首诗：“天涯相隔两迢迢，欲寄愁心塞燕遥，忽见鸳鸯情得得，教侬心乱更魂销。”

这首诗带来的幸福感把李基中击中，只是，浪漫的爱情在战火涂炭中，注定无法栖身。李基中的初恋最终被战火无情地夺去。多年后，李基中零星得知琼轩的下落：她嫁了人，并不幸福，最后投河自尽。“许多年了，在每一个长梦里，琼轩总是十一二岁的模样，天真烂漫，没有悲伤，她身后是大片灿烂的花海，微笑的样子一如当年……”李基中对着镜头说。

生活就是这样，永远比艺术更戏剧。除却那些感人肺腑的爱情，老兵阎继哲的经历在采访者张钧听来简直犹如天方夜谭般离奇。

抗联战士阎继哲出现在《我的抗战》最后一集《胜利了》当中。阎继哲生于1912年，194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阎继哲被日本人抓进了哈尔滨的监狱。关押近两年后，阎继哲被判处死刑。处决方法是用绳子勒死。1945年8月14日，是行刑的日子。先行刑的是隔壁的战友孙国栋，阎继哲听到，行刑前，他一直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老阎，我先走了。”这是孙国栋给阎继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当年，执行死刑的时间，是每天14点30分到16点30分。行刑当天，刽子手多喝了点酒，晚去了一小时，战友牺牲后，阎继哲的死刑被推迟到第二天执行，而他的命运正是由此改变。第二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阎继哲因此活了下来。从1945年开始，阎继哲把8月15日当成了自己的生日，纪念在这一天重获新生。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如果你被这些可爱的老人打动，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同名图书《我的抗战》的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句。那么，真正的冰山，人们是否还有机会见到？

“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说。“大量的老人已经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去采访他们。”而且，让人遗憾的是，《我的抗战》采访到的老兵，都是下级军官，尽管他们亲身经历了战争，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参与的那场仗为什么打、又是怎样打的。

“他们只是承受者，所以你无法知道真正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你看不到那个冰山。”曾海若说。不过，即便只有“一角”也总是好的。于是，仅仅是为了这 “冰山的一角”，《我的抗战》团队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不能再等了，那些老人年纪太大，他们慢慢地在失去记忆。” 曾海若说。

《我的抗战》制作时，崔永元不断强调“加多点老兵在片子里”，但时长和选题的限制还是让许多老兵没法出现在荧幕前。实际在片子中播出的只有200多个老兵。而在这200多个老兵中，已经有20多人在片子播出前就已经离世了。

曾经与老人们有过真真切切接触的郭晓明知道，这个名单还会持续增加。他记得自己采访的第一个老兵朱鸿，一名上过大学的新四军老战士。每次采访前夜，老人都会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密密麻麻写满好几张纸条。朱鸿对郭晓明说：“我年纪大了，能做贡献的事情少了，对你们的采访提供帮助，可能是我最后能做出的贡献了。”

这些“最后的贡献”也被一分分一秒秒记录在崔永元“口述历史档案库”中，到如今，崔永元这个历时8年，耗资1.3亿元创建的“口述历史档案库”已经采访了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

“这么做的意义在于提醒。”曾海若说，“提醒所有人不要忘记，现在能触摸到的中国人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是八年抗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让曾海若感到欣慰的是，由于最开始《我的抗战》是在网络首播，其主要观众群集中在80后和90后。“很多年轻人喜欢，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如今，《我的抗战2》已经开始筹备，期间，制作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叫做“关爱老兵网”的网站，“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专门帮助如今生活穷苦的老兵。”曾海若说，一个人只需要每年资助600元钱，就能“认养”一名老兵。

“那是真真正正的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郭晓明如此形容他之前采访的一名生活艰难的老兵，“房顶是木头做的，烧水的炉子是拿砖头搭的，墙也被熏黑了。”让他难以忘却的是，老人每天都拿一个破旧的塑料瓶喝酒，那或许是老人唯一可以寄存的乐趣。“肯定还有更苦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郭晓明感慨。

2009年秋，郭晓明再次来到老兵王文川家里，摄像机拍下了老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最后一个镜头，是老人坐在椅子上冥思的背影。三个月后，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王文川带着对谢晋元团长和战友们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享年92岁。

他生前最后的愿望是能够回到四行仓库看看。

于是，在《我的抗战》专题片的末尾，屏幕上出现了一首诗，那是诗人穆旦在亲身经历野人山撤退后，写下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